一、肺癌
在美国和中国，肺癌都是致死率最高的癌症。
2013年美国癌症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肺癌五年整体存活率为16%。然而，由于早期筛查在美国的开展，早期肺癌5年生存率已达到70%-90%。其中，非创伤性的立体导向治疗(SBRT/SABR)结果与手术相似。
中国肺癌整体存活率没有准确的报告数据，但一般认为五年存活率为8%-10%。
二、乳腺癌
美国乳腺癌五年整体存活率为89%，早期患者治愈率已达98%。中国乳腺癌发病率增长很快，为每年3-4%，但治疗水平很低，五年生存率仍不到60%。
美国乳腺癌在Ⅰ期阶段即诊断出的概率超过80%，中国在Ⅰ期阶段诊断出乳腺癌的概率不到20%，一旦查出，多数已经转移或扩散。
三、前列腺癌
在美国，前列腺癌幸存患者接近280万，即每5例癌症幸存患者中就有1例是前列腺癌患者。
美国的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接近100%，15年生存率也高达91.4%。在中国，5年生存率仅为30%，差距显著。
不管从整体还是某种疾病的相关数据来比较，中美之间医疗水平的差距是很明显的。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严格的医生培养制度：美国比中国多6年以上。
医学教育水平是国家医疗体制的基础，医生教育是医疗保健体系的核心。中国的医生教育理念和美国完全不同。在中国，中学毕业就能进医学院，医学院学习5年，毕业就可以做医生。中国的医生工资与其他行业相比并无明显优势，而劳动量却很大，因此较难吸引优秀人才。
在美国，只有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才能报考医学院，而所有报考者中大约只有15%可以被录取。所有医生都必须取得博士学位，之后还需要经过刻苦的学习和长期的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医生。大学4年毕业后考入医学院，4年医学博士毕业后还当不了医生，必须在指定的一些基地医院继续进行residenttraining（住院医师培训）。只有具备训练经历，才有资格参加医生从业资格考试。如果要进一步成为专科医生，比如心、胸外科医生，5年的普通外科培训后之后还要到指定专科医院（如德州心脏中心、MD安德森癌症中心）做2-3年的fellow，这样通过考核后才能成为拥有专科行医执照的专科医生。加起来，一个专科医生的培养，从中学毕业开始，至少需要13-15年。毕业行医时，医生的年龄都在31岁以上。在经过这样的培训以后，才可以成为主治医生，可以开始独立诊治病人。住院医生不同于主治医生，住院医生可以从政府获得资助，在他们成为主治医生后，他们的薪资会提高3-10倍。如此严格漫长的培训使得美国的医生不仅训练有素，较之其他国家的医生更为学术和严谨。在一个富裕的国家，还有什么比人的健康和生命还宝贵呢？可以说在美国从事为人的健康服务的医生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和社会的精英。
除了爱心，美国医生最直接的动力就是医生的高收入。一般来说，医生的收入在美国所有行业收入中排名前10%，有的科室收入可以排到前3%。医生的年薪从10几万美元到超过百万美元。如此，高专业性及高收入，使得医生这个职业在美国非常受到尊敬，也可以说是整个美国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职业。
其次，中国医疗资源相对紧缺，资源分配不均。
在美国，看病实行预约制度，“预约”本身就是为了保证医护人员有足够的时间为病人提供最佳的服务。一个医生一天只看几个病人，每个病人都可以享受到完善的诊断和治疗。美国医院非常重视培养医生要善于与人沟通，要有同情心和合作精神，特别是与患者的沟通。病人在门诊都是私密性较好的一对一服务，医生不厌其烦地解答、检查患者，一般初诊约45分钟，复诊约20分钟左右，遇到复杂病例可能时间还会延长。病人都知道：如果需要，他们有权利占用医生更多的时间。在公立医院，美国医生的收入和诊治的病人量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医生自己开私人诊所，收入是与病人量有关的，但与药品、诊断或实验检查无关，只与其行医的专业行为有关。
相较而言，在中国，医疗资源十分紧张。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但医疗资源却仅占世界医疗资源的2%，也就是差不多1/4的人口只占用1/50的医疗资源。导致医疗资源紧缺的原因也包括中国政府医疗投入不足：美国的医疗费用的支出是13.6%，英国6.8%，日本7.2%，德国10.7%，而中国仅为2%。
同时，中国的医疗资源还有分配不均的问题。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资源多集中在一线城市，造成全国的病人蜂拥至北上广的三甲医院。病人数量多，医生根本忙不过来。常常是病人通过彻夜排队好不容易挂上了号，真正见到医生以后的问诊时间却不过短短5分钟。患者根本无法和医生进行全面详细的交流问诊。这对患有肿瘤等重症的患者来说，当然难以接受。
第三，中美的医疗技术尚未实现同步。
美国高度发达的医疗产业带动医疗技术创新。美国医学界不断涌现治疗新技术和新手段，尤其是在药品研发和诊疗设备研发上全球顶尖。但是这些先进的治疗技术和手段，由于进入中国医院需要通过相当复杂的审批机制，因此时间上会比美国晚很多年，且主要集中在大医院。
最后，监督机制：三方监督美国医生
美国有较为完备的医疗差错或纠纷善后体系，包括调解和医疗诉讼。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会有相对客观的司法评价体系。患者极少会走上血腥维权的无奈道路，而医生也极少会遭受血腥暴力。但是受到投诉或遭受巨额罚款在美国医疗界并非少见，一旦因医疗差错或者事故接受处罚，其后果对医生的经济和工作获得均是灾难性的。因而，所有的医生都必须有医疗事故的保险。
除了法律的监督，美国运行有效的医生自律组织，如行业协会等，以及医院董事会、保险公司，均会对医生进行管理和监督。如果出现违法或失职，医务人员面临的就是终生被吊销执照，失去工作。因为医疗市场供需的平衡，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的行为是不被允许，也是根本不存在的。美国有一整套医疗保险制度和组织来保护病人的利益，监督和保证医疗质量，制约医生的行为。
而在中国，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相关法律和善后机制却相对滞后，各类医学会也没有发挥应有的责任。就目前现状而言，医患冲突或者纠纷的高发是一个客观现象，其减少也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作者：张玉蛟，美国放射科学院肺癌专家组主席，MD安德森癌症中心胸部肿瘤放疗中心主任，德克萨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后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