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大一部分重症患者来说，出国看病最大的意义就是，他们可以用到国内还没有上市的‘救命’药。”]

[来自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则更加意味深长：中国癌症平均五年生存率为30.9%，美国为66%。]

最大癌症负担国正在同时面临着全新的选择与挑战。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数据显示：中国现阶段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为312万例，平均每天8550人，全国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其中恶性肿瘤发病率全国35岁至39岁年龄段为87.07例/10万，40岁至44岁年龄段几乎翻番，达到154.53例/10万；50岁以上人群发病占全部发病的80%以上，60岁以上癌症发病率超过1%，80岁达到高峰。

而另一组来自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则更加意味深长：中国癌症平均五年生存率为30.9%，美国为66%——癌症平均五年生存率是癌症治疗和效果评测的核心数据，中美在癌症患者悬殊一倍多的生存率背后，是正在迅速兴起的海外医疗市场。

“最后一搏”：到国外去

“我觉得值了。”从休斯敦回到贵阳，陈扬(化名)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2015年10月开始，陈扬的儿子在一次摔倒后，左腿上部出现明显疼痛、跛行，在当地医院无法得出明确诊断后，陈扬带着儿子来到了北京——“奔着全国最好的骨科医院，找知名专家。”她说。

尽管之前听说过很多关于北京大医院难挂号的“故事”，可当她站在这家著名医院的门诊厅里，眼前人山人海的场景和早已被挂空的专家号，人也瞬间蒙了。

然而，自600块从“号贩子”手里挂到专家号开始，患者家属的陈扬很快发现，自己和很多重症患者的家人一样，陷入了另一种焦虑和担忧——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化验、检查，甚至做了上万块一次的PET-CT后，几家大医院对儿子复杂的病情结论并不一致，手术方案也大相径庭。

走投无路的时候，陈扬选择了出国看病。

“过程远比想象中要简单得多，在美国休斯敦最好的肿瘤医院首次就诊就和医护交谈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接下的一周就是各种检查，还见了一位骨肉瘤专科医生，又是一次很详细的询问与检查。这样详细的身体检查，对细节的询问与关注，在国内是从未见过的。”陈扬回忆说。

而整个诊治过程中，最让这对母子印象深刻的，除了医生对病情详细的询问和关注，还有作为治疗团队的不同科室之间医生的合作。

“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说的那些专业术语，可是我知道不同科室的医生都在一起开会研究我儿子的病情，筛选最适合的治疗方案，这让我很放心。”陈扬说。

几周后，医生通知陈扬，她儿子的腿部病变最终确诊为骨纤维性发育不良，属于良性病变，目前不需要手术，可以回去观察，除非觉得腿部疼痛影响了生活，才考虑手术，这个消息让这家人终于如释重负。

和陈扬一样，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患者和家庭开始选择出国看病。有数字显示，目前海外就医的患者平均花费为10万～15万美元，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迅速扩大，出国看病模式，已经从国内财富阶层走入中等收入家庭——以美国的哈佛医学院教学附属麻省总医院为例，2012年该医院接收的中国病患约为40例，到2013年增加到约100例，随后以平均年增速25%递增。

“海外医疗的主要病症中癌症占80%，心脏病占10%，神经系统疾病占10%，原来癌症中晚期病人较多，在中国没办法(继续治疗)才去国外，现在早期病人也越来越多。”有67%的中国患者的治疗方案被改变，原因之一是，美国的临床医学正在向“精准医疗”的方向发展，一个患者往往由多个学科的医生共同诊治，在这种理念下他们相信，“没有任何两个肺癌病人的治疗方案是相同的”。

争当“受试者”：海外就医的“诱惑”

“对很大一部分重症患者来说，出国看病最大的意义就是，他们可以用到国内还没有上市的‘救命’药。”

“大量的癌症患者到美国选择了新的治疗方案，因为我们最新的药品是美国2011年上市的，美国2012年、2013年……一直到2016年的药，我们都没有。”

实际上，中国医生基于国内上市的药品而给患者制定的治疗方案并没有错误，只是药物不够先进。在新药研发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医生难为无米之炊。

“美国联盟医疗体系正在进行的有大约1600个临床试验项目，我们的研究经费大约是15亿美元，这也是全美最大的研究基金；因为有哈佛大学附属医院等临床科研机构，我们除了做基础的科研，还会着重一些创新性的科研，而且将创新性科研带到临床护理中，使病人第一时间使用上更好的药物。”美国联盟医疗体系(PHS)国际部总裁兼CEOGilbertH·Mudge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花费依然巨大，但这和大多数人想象中价格不菲的美国顶级医院治疗之间确实存在差距——“比起一个医疗专家小组充分会诊病情，单次问诊一小时，去美国治疗没那么贵，至少没想象的那么贵。”

由于注册审评关口限制，中国目前使用的药物基本比国外落后8～10年已经是一个坊间公开的数据。

根据美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的数据，截至2015年10月，全球共有201149项临床试验登记注册，其中有48.53%在美国进行，在中国开展的药物临床试验仅占9.75%。

中国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的《201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虽然约120名药审中心工作人员，完成了2015年9601件审评任务，但仍然有1.7万件积压。

以中国女性最高发的乳腺癌为例，根据全球最大的乳腺癌公益组织SusanG.Komen?报道，美国有15%乳腺癌转移患者生存5年以上，甚至一些患者可以生存10~20年。

另外，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201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对2003年~2005年的570名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做了长达100个月的随访，其中有16%的患者经治疗后均检测不到癌症(NED)，这些晚期癌症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竟然高达102个月(8.5年时间)。

除了诊断等治疗方面的原因，药物因素也成为其中一个主要动因——美国上市了多个乳腺癌靶向药，中国患者只能望洋兴叹；美国还通过20个临床试验证实了OncotypeDX检测的有效性，该技术可以量化患者复发风险，免除不必要的化疗，使治疗更加精细化，而这一技术还尚未在中国使用。

“医学麦加”的中国“基地”

但这些显然并不足够。

由于大多数患者是在国内多家医院治疗后转为海外医疗方式的，原本已经虚弱的身体在系列的检查甚至放化疗之后已经无法承受远程飞行，随着迅速扩大的海外就医需求，“半径”更短、更贴近市场的诊疗方式开始出现。

“2012年到2013年的两年中，梅奥(诊所)的中国患者数字已经增长了两倍，2014年下半年已经接近200人——此前，我们每年接诊的来自中国的病人只有二三十人。”梅奥方面在回复《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透露。

位于美国波士顿的梅奥诊所，被誉为全球医学的“麦加”和“最好的医院”——在包括多种癌症等治疗领域内，梅奥医生的最终诊断也被公认为全球医疗诊断的“最高法院”。

“到梅奥去”——在过去几年间，这家全球最知名的医院开始接受越来越多的亚洲面孔，然而，对重症患者而言，在见到医生前，首先面临的是长途飞行的身体考验和高昂的成本。

事实上，缩短海外就医半径的需求此前就已经被关注到。

2014年6月，美国联盟医疗体系宣布向中国市场首次推出赴美就医的癌症评估服务项目，该项目将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学附属医院麻省总医院、布列根妇女医院等进行，针对乳腺癌、胃肠癌、食道癌、肺癌和泌尿系统癌症等中国目前高发癌症，为中国患者提供癌症评估和治疗服务。

而更长远的谋划正在展开。

作为广泛投资于再生医学及干细胞专利技术领域的麦迪舜，拥有干细胞GMP生产基地和先进的医疗中心，包括干细胞治疗肝脏疾病、肾脏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癌症、艾滋病以及针对多种癌症的免疫细胞疗法——而借助此次与梅奥的合作，在国内目前还对再生医学和干细胞技术态度谨慎的阶段，或许可以从梅奥亚洲中心打开一扇新窗口。

相比于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等外部干预方式，干细胞治疗是从本质上祛除疾病，而这一点对于重症癌症患者来说尤为重要。

目前全球的干细胞产业迅速发展，据2014年国际细胞治疗研讨会预测，2020年时的整体产业规模将达到4000亿美元；国内的干细胞市场同样增速惊人，年复合增长率达到50%，预计今年的产业收入将达到300亿元。

尽管出于科学伦理和科学监管考虑，全球各国对于这一科学方向态度谨慎，但这一技术的价值却日益突显。

如今，国内首个干细胞实验区落户青岛，按照规划，该项目落户的先行试验区将通过3~5年时间建设和发展，形成一个容纳3~8家代表性支柱产业公司，2家干细胞品牌上市企业，数十家产业链主体企业和上百家衍生产业链服务单位和机构的干细胞再生医学试验区产业网络——官方开始在干细胞领域释放积极的态度和信号。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